韩啸整形艺术下的中国面容 明星脸 整形脸 网红脸

假如对中国人的形象史做一番简单“考古”，我们不难发现“中国人”既是一个横亘中西的跨文化命题，也是关乎艺术与政治、审美与范式的美学命题，更是涉及技术与媒介、主体与再现的哲学命题。无论如何，晚清民国时代的摄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，不论是近代镜头下的城市底层、都市文人和满清遗民，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战士和人民群像，或是美学下的典型人物，它们作为历史资料，总是显得稀罕、新奇而珍贵。
中国人的形象真正迎来“春天”，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。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、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，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，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，撩拨着人们去欲求、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。
艺术史学家汉斯·贝尔廷在《脸的历史》一书中提示我们，“脸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，脸的历史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，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，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。
由明星形象占据的报刊杂志或长篇小说封面，透露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、可供传播和消费的脸部审美标准。女星审美公然透露出“就是要挑逗”的信息。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‘盼望为靓女，次为俊男。’”这是市场对面孔的渴求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叉着腰讲“我漂亮”的电影女星刘晓庆曾以惊世骇俗之语，对尚且保守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有关逆反与张扬的启蒙。多以圆脸、天然状态为美。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“美人像”在所谓的“她世纪”日趋成为主流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在都市青年主体重塑的市场需求下，电影、女性时尚及生活方式类杂志蓬勃发展，除了《时尚·cosmopolitan》、《Elle世界时装之苑》、《瑞丽·服饰美容》等主流女性杂志，诞生于20世纪末的男性时尚杂志如《时尚先生》、《男人装》等，亦积极塑造着关于理想女性身体及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。在信息爆炸的上世纪90年代，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及娱乐业辐射到内地，风姿绰约的香港女星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至今仍使人频频回望。
张雷，男(手术前)，学过化妆并有影楼化妆工作经历。他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尿道下裂，天生的疾病和自幼成长在女性环境中，使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孩。这种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错位，也让他饱受煎熬。在没钱做变性手术的情况下，他曾想到“自宫”来改变性别,买了一把手术刀和止血钳，准备先把生米煮成熟饭，“让自己更接近自己”。
这件事情引起了韩啸院长的关注。在韩啸及其医护人员的劝说开导，终于使他渐渐放弃了自宫的打算。但张雷仍坚定着要变成女性的决心---以专家的诊断，张雷当时的状态必须通过手术恢复他的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，通过和疏导已经不起作用。
手术成功，张雷已经以新的身份生活了六年多。这六年里，她经历了很多以前从未想过的变化：光明正大地穿喜欢的衣服，化妆，去上海戏剧学院学院进修，找到一 份好工作，认识到一群阳光开朗的好朋友……等等。她的人生，真如蚕蛹化蝶一样，充满痛苦的挣扎，却以一种更勇敢的方式释放美丽。
韩啸深知很多人对于整形美容行业的误解：选择整形的人心理有问题，整形医生就是造假的，乃至这个行业都是虚荣浮华等等。他什 么也不说，只是十年如一日的守在手术台前，慢慢改变着这些误解。总有一天，人们会知道，整形的意义绝不应只纠结在天然美女和整容美女的比较，更多的是，可以帮助那些如张雷一般，可能有着不为人知一面的人，那些竭力隐藏真实自己的人，以及憧憬成为普通人的人，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。
普通人可以借助整形而获得一张近乎明星脸，网红的出现，与明星分庭抗礼，尽管二者的落差在于是否能走出镜头。不过，如今“网红/主播”已成为富有生产力的行当，他们的身份正在慢慢被接受为一种“正当职业”。
尽管以“整形”为前身是人类源远流长的欲望，是主体建构自己视觉形象和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，但在今天，整形更为关键意义则在于传播。整形使人抽离于平淡生活中的自我，获得一种美学化、碎片化的神圣感。这意味着好友也将我的整形当成某种偶像来看待，久而久之，围绕整形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的膜拜结构。明星脸、整形脸、网红脸，正是在这种结构下交互融为一体。